日本宪法的第25条，保障每个公民都有生存权，因养老金少，又没有其他储蓄，存款和财产，生活困苦的人可以享受生活保护，类同于我们的低保。申请生活保护有哪些好处呢？日本政府会给这类人群发放一笔补助费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以后的医疗费和护理费也将全部免除，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医院看病了。在日本，约有200万人的年收入不足120万日元，低于生活保护标准。面对这么好的政策，可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忍饥挨饿，却享受不到相关的福利呢？因为这项政策虽然对弱势群体十分友好，可是日本政府设置了很高的申请门槛。想要顺利地通过申请，摆脱贫困交加的生活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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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步入老年，日本社会加速迈入高龄少子化的阶段。独居老人数量不断增加，孤独死亡事件频发，这一社会现象令人揪心。
日本政府也在努力为这些边缘群体提供帮助，但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，让许多补助措施悬浮于半空中，难以落地生根。
这些困难群体最需要的无疑是金钱——只要有足够的资金，他们马上就能改善一下伙食，给自己补充几样生活必需品。
然而，地主家没有余粮，从原本就不宽裕的政府财政收入里，分出一部分去接济穷人，他们也是陷入了空有心而余力不足的困境里。
因为当前社会上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，在职员工数量逐渐减少，纳税的人数变少了，缴纳上来的“贡品”自然也变少了。
在这种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下，政府想让政策辐射到更多的群体，不得不阶段性地做一些微调。比如政府为了照顾到大多数的老年人，不得不分期减少养老金的发放。
与此同时，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需求却在不断增加，政府的负担愈发沉重，最终只能通过提高生活保护的申请门槛来缓解压力。否则，长期的入不敷出可能会使日本政府陷入财政危机。
之前，我在《老后破产》这本书中，分享过许多高龄独居老人的故事。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，许多人虽然渴望申请生活保护，却因各种原因无法如愿。
日本政府在帮助这些弱势群体时，也陷入了两难境地：一方面，他们制定了相关政策；另一方面，却不得不提高申请难度。现在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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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将不够资格的申请者，排除在门外
为了促使生活保护的政策惠及到真正有需要的群体，首先就是将不够资格的人排除在门槛外。
日本政府对于申请者的审核程序很复杂，他们必须认真审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够得上申请资格。经济状况的调查在日本非常严格，申请者必须是真正地走投无路了，没有房产，田产，存款也基本花光了才能够得着门槛。
比如前文所说的川西先生，为什么他会希望自己五年内去世呢？因为他每个月有三万日元的赤字，而手上的存款5年就见底了。
而且他舍不得卖掉耗费一辈子心血的房子，等手头的余钱真快花光的时候，他能不能申请到生活保护还是两说，所以他才许下这种让人泪目的愿望。
还有那些手头有一笔存款的人，显然也是不够资格去申请的。比如，有的老年人明明生活很艰难了，他害怕给子女添麻烦，悄悄地为自己将来的葬礼攒了一笔棺材本，这种情况也是达不到申请条件的。
农村生活的孤寡老人更可怜，比如生活陷入赤贫的北见女士，她舍不得卖掉祖上传下来的田产，还有老旧的房产。宁愿自己苦熬下去，也不愿意向政府开口。
那些申请到生活保护的人就能高枕无忧吗？有媒体曾经报道过，有的人买了空调之后，再也不能领取生活保护费了。
更奇葩的是，媒体上也披露过“吃空饷”的案例。曾经有黑社会成员疏通了关系，钻了制度的漏洞。他们原本不是贫困人员，却绕开申请门槛，领取了本属于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金。
因此，政府不得不逐步收紧发放生活保护的政策，审查程序也愈发严格。然而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：如果申请标准过于苛刻，那些本该获得救济的穷人可能会被挡在门外，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帮助。
（2）申请的手续很复杂
许多生活困苦的老人虽然听说过生活保护制度，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，申请过程极为复杂，远非易事。首先，光是准备申请所需的繁杂资料，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令人疲惫不堪。
为了补齐一两项缺失的材料，他们往往需要四处奔波。而这些老人原本就是因为生活极度困难才去申请生活保护的，奔波的路途不仅耗时费力，还需要额外花费一笔钱，这对于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那些尚能自由活动的老人，相对来说还算条件较好。然而，许多孤寡老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，身体状况不佳，甚至只能半自理，连下楼都十分困难。要让他们拄着拐杖，一道手续接一道手续地去办理，显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。
面对如此艰难的申请过程，这部分老人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放弃。
（3）找亲戚求援
第三，如果当事人的家属或亲戚具备支援能力，政府通常会要求其向亲属寻求帮助。法律规定，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有义务提供支持。
在日本传统家庭观念中，亲属之间互帮互助、相互扶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当家庭成员遇到困难时，其他成员伸出援手被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。现如今，这种传统模式也快破产了。
在养老保险金制度设立之初，孤身老人还较为少见，当时社会普遍是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。1980年，三世同堂的家庭占比高达60%，但到2013年，这一比例已降至10%左右。
例如，过去当老人遇到困难时，家庭成员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同渡过难关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传统的三世同堂家庭结构逐渐被小家庭甚至单身户、一代户所取代。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散，传统大家庭中的互助精神也在逐渐消失。
而且，年轻人自身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，即便想伸出援助之手，往往自顾不暇。
对于老年夫妇来说，依靠双方的养老金或许还能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，但对于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而言，仅靠一份养老金生活则显得捉襟见肘。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的变化，使得传统的亲属援助模式不再适应现实情况。
还有一些人被亲属拖累了，反而没法去申请的情况。
例如，两兄弟中的哥哥生活困苦，孤苦伶仃地守着老房子过日子。如果卖掉老宅，他就能申请生活保护。然而，生活在市区的弟弟每月都会接济哥哥，为他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，但条件是不能卖掉老宅，因为那里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回忆。
基于类似的各种原因，许多原本有资格获得救济的人，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。
（4）有劳动能力的人得自救
第四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，政府通常会首先劝说他们去寻找工作。这一政策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，旨在鼓励那些赋闲在家的人通过劳动改善生活，摆脱困境。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这一政策却忽视了一些特殊情况。
例如，我在前文提到的某位老人，他因长期照顾年迈的母亲而耗尽心力，母亲去世后，他自己又不幸患上了脑血栓。
像他这样的人，由于健康状况的限制，社会很难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。即便偶尔能找到一些工作，由于岗位稀缺，雇主往往会压低工资，导致他们所赚取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。
遗憾的是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，未能充分考虑到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实际情况，从而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“一刀切”的问题，无法真正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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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本书《格差社会》里，经过深入的考察与分析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日本，申请生活保护的条件极为严苛。许多人的生活境遇令人揪心，他们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处于极度困苦之中，但由于政策的种种限制，他们无法获得应有的生活保护支持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，部分人即便生活困苦，宁愿靠萝卜白菜果腹，也不愿向外界寻求帮助。尤其是那些有子女的家庭，他们往往认为接受生活保护是一种耻辱，担心会受到邻里间的非议，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因此，他们宁可自己吃苦，也要维持所谓的“面子”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得不偿失的。
日本的生活保护政策，虽然初衷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和矛盾。许多真正需要生活援助的人，却被拒之门外。如何在保障政策公平性的同时，兼顾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？这还真是一个难题。
对于日本的生活保护政策，你有何高见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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